茶向西南191地区的传播8223，在唐代2101以前就有记载。东晋常璩《华阳国志》中提及西南地区茶叶的种植已经形成一定规模。陆羽《茶经》所记载的黔中道(贵州地区)产茶区主要分布在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并且茶的品质较为上乘。唐代对黔中道(贵州地区)内的少数民族同样施行了羁縻政策，设置了五十个羁縻诸州。与这些州相互对照，我们发现这四个产茶区都不在羁縻之列，这客观上说明唐代黔中道(贵州地区)的茶叶种植主要分布在汉族聚集区，少数民族居住地则较为少见。
开元二十六年，唐朝派使者入云南，持节册封南诏皮逻阁为云南王，为西南之藩屏。南诏向大唐朝廷进献之物中并未见茶的影踪，但樊绰《蛮书》明确记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蒙舍主要是指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银生城界诸山大体位于今天的云南思茅和西双版纳地区，他们已经在开发利用茶，但并未将之进献朝廷，这说明茶在南诏的地位并不高。
另一方面，采、造在《茶经》中是重点强调的，标志着唐代对茶开发利用的成熟，但《蛮书》称蒙舍并无“采造法”，这说明从饮用方法来看，当时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对茶的利用尚不成熟。魏晋南北朝时期，茶都是和佐料一起煮饮的。《蛮书》所记载云南饮茶之法与魏晋南北朝饮用方法极为类似，这又说明当时云南边疆少数民族饮茶受到汉文化的深刻影响。
但中唐之后，姜茶与其他调味品混合引用的方式得到革新，皮日休《茶中杂咏》认为陆羽引领了饮茶方式向煎茶法的转变。尽管汉文化饮茶方式不断更新，但由于地域阻隔以及生活习惯的适用性等原因，混饮法引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后，得到了保留，没有随着中原饮茶文化继续演进。不仅是唐时的蒙舍，边疆地区到现在为止一般都不泡清茶，都要在茶中加入佐料。如蒙古族人的奶茶、藏族人的酥油茶、土家人的擂茶等。这是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茶文化的第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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