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宝骏：把一生献给壮丽的军工事业

      汤宝骏——一个在中国兵器行业内和中国坦克专家群体中被人们熟知的名字。他是我国第三代主战坦克副总设计师，他曾十四年连任我国主战坦克研发制造基地的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厂总工程师，他是行业内知名的坦克传动与行动技术专家，他是我国第二代外贸主战坦克（90-Ⅱ）总设计师，为我国外贸坦克出口做出重要贡献；他对党赤胆忠心，恪守军工核心使命，对科技发展前瞻规划，促进了重点军民品持续发展；他处事不失原则，敢于担当，坚决维护国家、兵器及企业的权益；他顾全大局，遇事不推诿，善于协调解决科研与生产中的矛盾；他爱惜人才，大胆使用科技干部，为科技系统培养了一批领军人才；他淡泊名利，低调做人，在军工战线默默奋斗一生——被科技人员亲切地称呼为“汤老总”。        2019年10月30日8时36分，与疾病抗争多年、时年81岁的汤宝骏溘然离世。噩耗传来，一机集团科技战线汤宝骏故旧和异地的老同志纷纷发微信短语哀悼。一机集团原董事长郭洪成从北京赶回包头与一机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李全文，总经理魏晋忠、监事会主席李勇、党委副书记马忠武等领导慰问汤宝骏家属时感慨而言道：“汤宝骏同志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军工事业，他淡泊名利、务实敬业、顾全大局的精神和廉洁奉公、宽容大度的胸怀，不仅是科技人员学习的榜样，也是领导干部学习的楷模”。李全文指示党委部门做好汤宝骏事迹的宣传。至此，沉旎很久的汤宝骏老总名字和事迹再次在工厂传开。        品学兼优 进工厂钻研技术成专家        1938年9月26日，汤宝骏出生浙江海宁县，后随家人到了山东青岛市。1956年汤宝骏高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工业学院坦克系，1961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塞外的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厂工作。据汤宝骏在北京工学院10563班的同学李兆仁与任萃回忆说：“当时他是班里年龄较小的同学之一，他品学兼优，特别爱踢足球。毕业后，根据所学专业需要，他和唐章媛、李春贵、孟凡玉等同学被分配到刚建成的国防保密厂，即617厂工作，让同学们很羡慕。”        1961年正是我国三年困难中期，中苏关系破裂后，单方面撕毁经济技术援华合同，撤走在华全部专家，给正在轰轰烈烈建设的我国“一五”期间156个重点工业项目带来极大冲击，也给带着崇高理想来到新建成的——我国最大主战坦克制造厂的汤宝骏一批大学生诸多不适……由于苏联中止了原材料的供给，致使工厂新建成的生产线处于停工的状态。为了摆脱苏联和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工厂提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口号，一边自主研发新型装甲钢材料，一边进行重大部件的技术攻关，靠自己的力量走一条国产化之路。工厂发动科技人员解放思想，大胆进行技改技革，鼓励他们在实践中锻炼自己，也为新来的大学生创造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因为汤宝骏在大学学的是坦克设计，到工厂后却直接搞制造技术，一切都从零开始。他理解工厂的难处，自觉克服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虚心向老技术人员及工人师傅学习，在理论结合实际中不断进步。他先后参与了以69式系列坦克向79、80式坦克为标志的第二代坦克进军的“二.四”会战和“七八.四”会战的工艺技术攻关。        在这期间，汤宝骏脚踏实地，刻苦专研，在生产实践中能解决工艺技术难题，受到技术人员和工人们的喜爱。在党组织的培养下，从四分厂一个普通技术员岗位，提升为分厂技术室副主任。由于他善于学习，较全面掌握坦克制造工艺技术，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1980年又被调任总厂技术处，先后担任工艺科副科长、科长、技术处副处长，主要管理全厂的工艺技术工作。        郭洪成对汤宝骏这一时期工作评价说：“他精湛的技术和过硬的本领，让大家十分佩服，是全厂坦克传动和行动技术的专家。”        使命在肩 挑起总工程师重担        1984年我国改革开放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培养和使用有政治觉悟、有理论知识，并经过长期基层锻炼的有志青年走上各级领导岗位，成为国家的迫切需要。按照中央培养“四化”干部的要求，拥有大学学历、并长期在坦克制造生产一线从事技术工作的汤宝骏，被工厂选拔提升为副总工程师。        原党委副书记王世科回忆说：“我是北京航空学院毕业来厂工作后，与汤总同时在知识分子‘归队’时一起走上总厂领导岗位的，他为工厂工艺系统规范化建设做出很大贡献。”        职位和地位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汤宝骏埋头工作，专研技术的品格，他全身心投入到工厂军民品开发与生产工艺技术的完善建设中。人们看到的他很少坐办公室，而是经常深入分厂、车间生产一线，与基层的技术人员一起了解生产中的工艺流程情况，向工人询问机床设备在加工中常遇到的问题。        也是这一年，全国经济改革如火如荼，从乡村到城市改革的浪潮一浪接一浪，而军工企业正处在“保军转民”的转型嬗变中。军品订货锐减，民品开发虽然已取得一些进展，但大多属于技术含量低、规模效益微的产品，还不能支撑一个大型机械制造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此时，作为临危受命，刚刚担任工厂厂长的张俊九，面对严峻形势，对工厂的发展作出战略思考，他认为作为一个特大型军工厂，要想以科技创新为先导，在市场经济大海里闯出一条新路，选好“三总师”即总工程师、总经济师、总会计师很重要，而要选一位全面掌握工厂生产工艺技术的总工程师更是关键。经领导班子研究，一致推荐副总工程师汤宝骏为总工程师。于是张俊九找汤宝骏谈话，让他出任总工程师一职，可汤宝骏却极力婉言推辞。据郭洪成后来回忆说：“张俊九找汤宝骏谈话时，他死活不同意。他说‘我是搞技术的，不愿意当官，干好自己的技术，在技术岗位上做出成绩就行了。’张俊九当即就说‘现在工作需要你这样全面掌握科研与生产工艺技术的人，你不当谁当？为了大局，你个人意见要服从组织决定！’所以，汤宝骏就是这样一个淡泊名利，一心想搞科研技术的人。”        在实际工作中，证明了张俊九厂长代表工厂做出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的，而汤宝骏十分胜任这项工作，在这个岗位上持续十四年发挥了重要作用。        放眼未来 谋求军民品持久发展        汤宝骏任总工程师之后，胸怀全局，放眼未来，十分重视新产品的开发和技术储备，认真贯彻工厂制定的“研制一代、生产一代、预研一代”军品发展思路。三代坦克副总设计师、一机集团科研所副总师杜惠昌回忆说：“汤老总在工厂任总工程师时期，科研产品系列也好，坦克型号也好，是比较丰收的时期。”        这一时期，在汤宝骏及副总师团队和广大科研人员的努力下，军民品自主创新研发能力不断提高，改造老产品、开发新产品一路挺进：军品从59改、69改系列形成的一代坦克系列群；通过在关重大部件技术上的创新、改进，提高了整体技术性能研制出的79式、80式主战坦克，形成的我国第二代主战坦克系列群；从1986年在80式坦克基础上改进研制的 80-1坦克，到1988年国家批准定型，命名为ZT88式坦克，再到96式、99式新型主战坦克研制和定型的成功，并进入我国第三代坦克系列时期；开创性研发出轮式战车，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在外贸坦克的研制方面，从按外方要求改进成功的60-Ⅱ、80-Ⅱ外贸坦克，到与外方合作研制成功的90-Ⅱ、P90主战坦克等，这些重大科研项目无不留下汤宝骏的影子。郭洪成谈到这一段历史的意义说：“汤总带领科研团队千方百计开发新产品，他不推诿，敢担当！才有了96式坦克、99式坦克和轮式战车顺利研发和定型。直到今天仍旧是工厂的支柱产品。”        作为一个综合机械加工能力强大的内蒙古一机集团，在“保军转民”过程中，能迅速由原来单一研制生产履带装甲车辆产品，到后来军品发展成轮履两大系列、车炮结合，覆盖多兵种的格局；民品迅猛发展成重型汽车、铁路车辆、工程机械、石油机械、机电一体化的军民结合特大型企业，没有一大批技术含量高、规模效益好的重型机械产品支撑是不可能的。而这些产品从开发之初的雏形，到不断成熟壮大，以至于后来持续发展成为主干产品……连任十四年总工程师的汤宝骏，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用继汤宝骏之后的总工程师高文良的话说“汤总在保军转民过程中功不可没，他对工厂后来军民品发展奠定了基础，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        是啊！十四年峥嵘岁月，十四载春夏秋冬。汤宝骏带领科研团队奋勇开拓，在研制新产品的道路上一直没停步，使工厂的军民品形成多品种、成系列发展的新格局。        尽责尽力 为军品特大外贸做贡献        1981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从探索到全面推进之时，我国对外军贸由原来的无偿援助，转变为有偿贸易，并积极参与国际军贸平等、公开竞标。在兵器总公司的领导下，工厂抓住机遇，紧密与北方公司合作，拿下一批又一批外贸合同订单，为国家和企业创造了丰厚效益。原副总工程师刘顺发回忆说：“汤宝骏同志为实施和完成我厂首个特大外贸合同尽责尽力，做出突出贡献。”        1981年5月，北方公司与国外签订了由工厂生产的2600辆69-Ⅱ坦克贸易合同。对方要求产品的技术状态是在69式坦克的基础上增加“三防”系统等共15项重大改进，并要求当年年底交出包括先进的12项改进在内的100辆69-Ⅱ整机，待国外甲方派专家现场检查、试验、验收后总合同生效，其余2500辆含15项改进的69-Ⅱ坦克于1984年前分批交货，合同价格为近10亿美元。这是工厂、也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军贸合同，令人震惊。但实施这项合同技术难度大，且有风险。再加工艺审查、工装非标设计制造时间短、协作件配套时间紧、自制件生产及部件整机装配时间短。因此，无论技术上及生产时间上都有极大困难。        就当时工厂经营形势而论，作为一个万人大厂，如果能承接此项外贸大订单制造任务，无疑是工厂摆脱困境，重振雄风、千载难逢的好时机。所以，面对这些困难和风险，工厂领导认真分析利弊，果断决定拿下这笔大订单，并认真研究，采取各项措施，设三师一长责任制，任命汤宝骏为这个项目的总工艺师，负责组织工艺技术准备和现场技术问题解决。同时成立了由生产、技术、检验、供应各方的代表参加的现场指挥部。        作为总工艺师和现场指挥部成员，汤宝骏自我加压，周密谋划，坚持在现场指挥、协调、处理了大量技术问题，确保了生产不因工艺技术问题卡壳，为外贸任务的完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通过全厂上下连续三年的奋战，使这批外贸坦克终于在1984年前按时完成。这笔特大外贸坦克完成的意义在于：不仅使工厂的工艺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更重要的是，经过汤宝骏和广大科技人员努力，在69系列坦克和80式坦克的基础上进行的多项技术改进，研发出85-Ⅱ系列坦克与国际的同类坦克接轨，使我国外贸坦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为工厂后续承接军品外贸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统筹思考 维护国家和企业权益        进入九十年代，我国与友好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领域更加广阔，某国要求与我国合作生产较先进的主战坦克。在技术状态的方案论证中，大家对有些部件选型意见不一样，也不一致。一方面是工厂有关技术人员和主管军品外贸的公司趋向于比较成熟、可靠的国外某国方案，以避风险，使这一数额巨大而长远的外贸合同顺利完成，维护外贸市场；另一方面是兵总领导机关和工厂倾向使用我国新研制的这个大部件。        作为工厂总工程师和这个项目总设计师的汤宝骏，认为我们工厂自身加工能力和技术水平，完全可以承接这个项目，他坚持自己的意见。据当时一起参与承接这个项目的刘顺发回忆说：“汤总敢于承担责任，带领有关人员向上级领导机关作了详细的分析、汇报，据理力争，最终取得大家的理解，使这个项目在工厂完成，也受到外方的欢迎。”         在后来的合同执行过程中，汤宝骏与外方保持沟通，密切合作，对生产工艺精益求精，对每一个分厂、每一个车间、每一个生产加工环节都要求一丝不苟，十分严格，并积极协调、处理好生产加工流程中的工艺技术问题，保证了合作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的可靠性。在全厂干部职工的努力下，最终保质保量完成了这批外贸合同，顺利通过了外方的验收，并命名为90-Ⅱ外贸坦克，汤宝骏也被确定其为总设计师。        工厂代表我国与外方合作共同完成这个外贸项目的研制和生产意义在于：不仅为国家和企业创造了经济效益，更为我国外贸坦克拓展了更广阔的技术合作领域。         实事求是 化解设计与制造间的矛盾        汤宝骏是1985年作为工厂总工程师参加三代坦克研制工作，并在1995年进入了三代坦克总设计师团队，协助我国三代坦克总设计师祝榆生，负责三代坦克科研设计、试验与试制生产等工艺技术统筹保障工作。其中在解决设计与制造的衔接问题，以及三代坦克试制与企业日常生产之间的矛盾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三代坦克是我国自行研制的新一代主战坦克，属于世界先进水平行列。上级下达研制三代坦克之时，工厂正处在保军转民的转型时期，一方面民品开发轰轰烈烈；另一方面军品外贸生产任务繁重，生产线上军民品交叉作业超负荷运营，许多设备陈旧老化，难以保证新产品加工的技术要求；更重要的是为三代坦克从国外订购的设备迟迟不能到位……诸多问题表明整个工厂制造技术体系很难适应新型坦克试制生产。汤宝骏说“当时国家科工委和上级相关部门的一些人员到工厂视察，批评工厂落后的像‘叫花子工厂’。”        面对工厂当时的处境，在时间紧、任务重、困难多的情况下，汤宝骏和副总师团队顾全大局，发扬军工人顽强拼搏的精神，坚持科研与生产两不误，带领工程技术人员日夜奋战，利用他在工厂多年丰富的生产经验及高超的技术水平，按规定正常程序，大胆进行了几十项设计改进，同时对工厂工艺制造装配等也进行了多项技术攻关。无论出现什么问题，他都勇于承担责任，克服千难万险，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重大工艺技术问题。        他与副总师团队，各负其责，齐心协力，不辞辛苦深入科研、生产、试验一线，奔波于兵总、各配套企业和院所，化解了科研设计与工艺技术、样车试制与正常生产、军品与民品交叉生产、兄弟厂家及科研院所与工厂协作关系等矛盾，使我国三代坦克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按时通过了设计定型试验，不仅受到军方和上级领导的赞誉，而更重要的是为工厂此后每年批量生产打下坚实的基础。        2017年专访汤宝骏时他说：“当时我的岗位职责不仅是负责前期工程设计，因为坦克的研制一般要分几步走，首先是前期论证，然后交给部队用户讨论，部队确认了以后开始工程设计，工程设计完了，要搞初样，初样就是工厂试验和摸底。摸完底以后，要搞正样车，正样车做好了，交给部队进行设计定型试验，这之后，才能小批量生产。”        三代坦克也一样，从1984年以祝榆生为总师组成研制班子，1985年开始起步先搞图纸设计、论证，到1995年出初样车，再到1997出正样车，直至1999年10月1日参加天安门阅兵、12月25日定型为“ZTZ99”式主战坦克——汤宝骏不仅在样车试验和定型试制工作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而且也促使工厂的生产条件基本实现了现代化。        勇攀高峰 攻克自动装弹机技术难关        在整个三代坦克研制过程中，祝榆生总师对自动装弹机的研制非常重视，曾几次对汤宝骏讲：“三代坦克是颠覆性的，特别是自动装弹机技术非常关键，如果自动装弹机上不去，那三代的火炮就没什么威力了，所以一定要搞好”。当时汤宝骏代表工厂负责这个项目，他胸有成竹地对祝榆生说：“请祝总师放心，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把它搞出来。”        自动装弹机是坦克专家、工厂科研所原四室主任设计师杨英等科研人员，历尽艰辛，连续十五年，经过上百次反复试验研制成功的火控系统先进技术装置，是当时世界坦克火炮控制系统的领先技术。在我国第三代坦克研制之初，就被总设计师祝榆生纳入整车设计规划中，并在与南理工科研人员的合作下，进一步提升了其可靠性水平。        当研制自动装弹机试制样机遇到许多困难时，祝榆生特别对汤宝骏表示他坚定的决心说：“自动装弹机这个技术没有先进的手段，我们就用笨办法，抠也得把它抠出来。”        为了早日攻克自动装弹机加工工艺技术难关，按照祝榆生的要求，汤宝骏第一步就是组织科研所的技术人员进行工艺技术攻关。在实际研究设计过程中难度相当大，可以说当时基本不具备条件。在汤宝骏的精心组织下，广大科技人员不等不靠，发扬军工人敢啃硬骨头的精神，边试验、边技改，硬是把正样车“抠”出来，一直持续拼搏到小批量生产。        在一次总结会上汤宝骏说“三代坦克有两个突破：上了自动装弹机，上了复合装甲，这两个技术都是靠我们自己研发的，当时，我们也想通过搞三代坦克，让我们工厂的制造技术有大幅度提高。所以任务虽然起点很高，技术难度很大，但是大家都不怕困难，都认为能够拿到这个任务是光荣的。”        每次汤宝骏谈起研制自动装弹机时如数家珍，兴致很高，他说：“这是非常复杂的技术，就像机器人一样，是自动的，要有提升机、装弹机、拋壳机，还要电机控制。我们就反复修改设计，做模拟试验。因为都没有经验，只有通过试验手段，才能考核图纸行不行。所以我们就通过反复试验反复弄，搞出比较成熟的加工技术，才能交到部队使用，这个过程很漫长。”他还说：“因为部队需要有战斗力的武器，性能好，价格还要便宜，这是部队的要求，同时做到这三点是很难的。”        从与他的谈话中可以感受到作为副总师，汤宝骏对祝榆生总师设计思想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以及他自觉履行祝榆生赋予他的责任和期望，也看出他在三代坦克研制过程中所付出的智慧和心血。在他和科技人员日以继日的艰苦奋战下，经过多次反复试验摸索，终于突破自动装弹机技术的难关，解决了其瓶颈问题。        事实证明，三代坦克研制和批量生产过程，不仅使工厂的制造能力、装备技术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和改观，而且使我国整个坦克行业的水平都有了大幅度提升。        坚持信念 忍辱负重为大局敢担责任        汤宝骏又是一位顾全大局，忍辱负重，遇事不推诿，敢于担当，坚决维护企业权益的领导，他上任三代坦克副总设计师之时曾说过：“我能在参加三代坦克的研制中担任副总师一职，也是总师组给我的一个机会，而能为三代坦克研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也感到很欣慰。我有一个信念：我这一辈子都投身到坦克事业上了，最后这一冲刺，我一定要坚持下来。”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所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与艰险，他都不忘初心，恪守誓言，坚持自己的信念。        由于三代坦克是全新产品，其工艺、加工制造、装配等技术与当时工厂现行生产技术完全不同，而工程设计图纸工艺性也较差，给工厂生产制造带来很大困难。        1998年，三代坦克在设计定型上暴露出好多问题，汤宝骏和几位厂领导同时受到上级给予的处分，参与科研设计的技术人员知道后都很害怕，深感委屈。曾在工厂总工程师办公室工作的李福田说：“客观的说，当时整个我国国防工业的工程设计、加工制造、装配试验水平还不很高，所以在三代坦克定型试验中出现一些问题在所难免！”        尽管上述原因客观存在，但汤宝骏还是从大局出发，以大家的气魄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不能总是强调客观，要从主观上找原因，既然上级指出了我们存在的问题和差错，我们必须要面对，不能总认为委屈，要深挖产生问题的原因，知错必改，接受教训。”于是全厂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质量大整顿。        在这期间，汤宝骏坚持亲临生产第一线。有时他对生产中一些疑难工艺技术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时，就会遇到一些技术人员担心没有把握实现，他就会诚恳地对大家说：“没关系，按我的意见办，出了问题我承担责任。”他常对副总师团队和技术系统各级领导说：“我们当领导的同志和技术人员不一样，在关键时刻，领导就要站出来，承担风险。这样下面的人才会跟你一块干下去，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汤宝骏的这种顾大局和敢于担当的精神，往往坚定和鼓励着技术人员的信心，最终解决了问题。        直言不讳 前瞻谋划维护工厂利益        汤宝骏是坦克工艺技术的专家，当三代坦克制造时明确了以铸为主，铸造与焊接技术结合的内装耳轴方案时，他却主张对外贸坦克和二代坦克改进时用外装耳轴的焊接为主的方案。由于他坚持了这个观点，不仅避免了铸造和焊接工艺过程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且使工厂制造流程更顺畅、更方便，也保证了三分厂焊接和一分厂铸造的均衡生产，从而显现出这个方案良好的工艺性。        三代坦克传动部分是某研究所设计的，当时有的人要把传动项目拿到兵器系统之外工厂外委加工。作为兵器系统知名的坦克传动技术专家，汤宝骏知道后极力主张在工厂加工生产，他激情满怀地说：“617厂是兵器系统最大的机械加工制造厂，有规模大而先进的工艺技术装备和强大的加工能力，怎么能把这样一个坦克传动项目外委生产呢？”事实上，这个项目在工厂生产，不仅仅是一个紧密的设计工艺合作，使设计更合理，而且还促进了工厂的技术改造，并得到兵器集团对该技术改造项目的资金支持，从而提升了兵器系统内企业的工艺技术装备的水平。        使命感驱使汤宝骏总是从长远考虑工厂的战略前景。1984年，三代坦克研制之初，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邹家华指出：通过三代坦克研制“要把坦克厂装备起来，把坦克研发中心建设起来”。1999年底，三代坦克经过十五年的艰辛研制，终于通过设计定型。随之在北京的坦克研发中心也建设起来，一大批通过三代坦克研制成长起来的年轻技术人员成为坦克研制的骨干。工厂也在三代坦克研制的十五年进程中迅速发展壮大。但人们发现，随着兵器集团对坦克工业布局的战略调整，坦克厂更加突出制造生产的优势，而逐渐失去坦克研发的主导地位，甚至一些核心部件的加工也转移到其他单位。为此，工厂许多老坦克专家不免担心，今后国家不可能直接给工厂下达研制任务，工厂只能从研发中心总体科研项目中分得一些部件研制项目了。而即使有加工任务，也只是剩下加工个坦克“壳子”了。工厂一些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科技人员，更是把个人的前途与坦克科研发展的前景联系到一起。        在三代坦克研制过程中，虽然汤宝骏极力坚持三代坦克生产和总装配，必须牢牢把握住在工厂完成这个主导思想，而事实上，工厂通过“9910”对后来的三代坦克定型、改造二代坦克以及发展外贸等项目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实现了汤宝骏的想法“也使工厂产品更多，效益更好！”但在三代坦克之后的科研和生产，就完全靠工厂自己的力量，另辟蹊径，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        在一次专访汤宝骏时，他发自肺腑之言感慨而说，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企业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如果一个企业没有自己的科研能力，就像一个人没有了造血功能，迟早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现在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就是市场潜在需要的产品，而企业没有发现，更没有想到去开发。所以，我们工厂一定要牢牢把握住自主研发的主动权，既尊重上级的分工及与兄弟单位的合作，也要坚持发挥自己的优势，积极与市场对接，主动开发部队装备与民用两个市场需要的产品，这是个企业发展的战略问题……像轮式战车的成功开发，就是完全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在军品研发方面争得了主动权，这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也是工厂未来军民品科研自主创新的发展方向。只要保住了科研能力，新产品就会源源不断，抗风险能力相应提高，企业发展就有后劲，个人就有了好的前途。        实事求是 善解人意尊重科技人员        在重大技术问题决策上，汤宝骏敢于直言，能坚持自己正确的观点，从不附和，更不推诿。但对科研工作中的失误或差错却善解人意，正确对待，给予鼓励。        郭洪成回忆说：“汤总从来不徇私情，无论谁，包括厂长，如果在研究技术方面问题时有不同的意见，当他确认了自己的主张和想法是正确的时候，他会毫不客气，直言不讳地说‘出了问题我负责，大不过不当这个总工程师呗！’事实上，许多技术问题正是汤总坚持了正确的主张，才使得这些问题得到合理、有效的解决。”        在三代坦克总体设计过程中，祝榆生总师为了给这个重型坦克减重，让负责总体项目的副总设计师杜惠昌指导设计人员重新设计了履带板。后来在试验中发现这种履带板有断裂现象，又即刻改了回来。当时，工厂调度长认为这是瞎折腾，把杜惠昌等人骂得“狗血淋头”，但作为总工程师的汤宝骏不但不为难参与科研人员，反而安慰他们说：“坦克减重是不是要从履带板着手，这要通过试验才能知晓，现在搞明白了，我们可以再探索其他途径和解决方法。”        汤宝骏胸怀宽阔，尊重科研人员的首创精神，对科研中出现的差错善于理解包容。他认为无论设计方案可行与否，都要通过试验来验证，科研试验的过程就是在反复纠错中改进提高的过程，没有差错就发现不了问题，何谈进步？所以，他认为“无论出什么差错和问题，只要认识到，并纠正或改过了就好，这是一次进步，是科研试验的目的所在”。所以他任总工程师时，对科研所设计人员的设计方案比较尊重，一般不过多干预。        身先士卒 高原试车在前线        作为工厂科研战线的总指挥和领军人物，汤宝骏可谓位高权重，但他并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坚持到科研最前线与广大科研人员并肩战斗。凡有重大科研试验项目，他都主动承担。        时年近六十岁的他，长年奔波于寒区、热区、高原等生活环境极差的坦克定型试验场地。他亲临前线亲自指挥及时发现问题，分析找原因，布置安排工厂人员迅速解决问题。他先后与科研试车队员远赴寒区塔河、西征新疆沙漠、进入藏南羊八井等地区，冒着高原缺氧的危险，在极其恶略的环境和条件下进行坦克试车实验。虽然他身体瘦弱多病，但为了完成每次试验任务，他与年轻的试车队友们风餐露宿，同甘共苦，历尽艰辛，在所不惜，胜利完成了一次又一次试车任务。        科研所原副所长周黎明回忆说：“开始研制三代坦克时我还很年轻，好多次赴青藏高原或东北塔河寒区试车时汤老总都亲自参加。有几次我对他说，您作为副总师完全可以在我们试车回来听汇报，再说您这么大岁数了跟着我们一起出去身体受不了啊!可是汤老总说，正因为我是副总师，所以我必须到实地考察才能会获得第一手资料，更重要的是在现场能观察、有体验，才能真正弄明白问题的产生原因。”        多次参加试车的科研人员果崇贤回忆说：“汤总是我们工厂最高技术领导，他平易近人、处世低调，能与我们科研一线的技术人员同甘共苦，每次在外地试车，有他在场，我们心里就踏实多了”。        有一次，装甲兵接车部队在检验跑车后，发现一台变速箱结合面渗出少量油迹。部队提出意见后，排除故障的同志检查后认为这个问题不大，可以忽略。当时运送坦克的平板车已经进厂，留给处理问题的时间不多了。在发车现场，时任质量保证部部长的李尚明当即电话请示汤宝骏后，汤宝骏指示：“不能出厂，一定要查清楚原因。”结果打开变速箱一看果然在变速箱结合面有一条浅浅的划痕。故障排除后，汤宝骏指示李尚明等质量保证部的同志：“质量问题不能有半点马虎。我们的产品上战场关系到战士的生命。”事后，质保部就此时结合汤总的指示精神进行了专题讨论，对全体同志教育很深。        畅通流程 建立科学严密工艺技术体制        在汤宝骏担任工厂总工程师十四年中，工厂正处在上升时期，新产品层出不穷，新材料不断产生，新工艺不断出现，技术管理问题和前期设计与后期制造的矛盾也处处存在。        按照工厂军品科研发展目标和远期规划，汤宝骏与副总师团队不仅领导了多个型号主战坦克的研制和试验，而且编制、完善、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科学而严密有序的制造工艺技术体系。例如：80年代在69式坦克基础上多次技术改进，形成的79、80式二代系列坦克制造工艺体系；80年代以后，工厂军品订货少，在没有上级下达军品研发任务和没有下拨科研经费的情况下，工厂自筹资金，开发了BK1850、1851坦克，并随之建立起成套的制造工艺技术体系；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在我国第三代新型坦克研制中，随之建立起批量生产新型主战坦克的生产工艺技术体系。        他还领导工厂的科技人员，借鉴我国第三代主战坦克和国外先进国家技术，经过初样车、四台正样车设计改进和国外试验考核，成功地研制出我国第三代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MBT-2000系列坦克。产品先后销往巴基斯坦、摩洛哥、缅甸、孟加拉等国，期间他经历了多次艰苦卓绝的谈判和技术论证工作，而这其中试制生产过程都由随之建立起来新的制造工艺技术来保证。        1997年，根据国内外轮式装甲车辆的发展动态和用户要求，在郭洪成厂长的支持下，汤宝骏对退休返聘仍然在科研岗位上战斗的老坦克专家方慰先委以重任，承担了轮式战车的主要设计工作，在既无可仿样车，又无外军同类装备情报参考资料的情况下，方慰先和科研团队，靠自力更生，工厂自筹资金研制了BK1970（6×6）轮式战车。标志着工厂基本具备研制轮式战车的能力。        此后，汤宝骏带领科研人员在BK1970轮式车基础上，又进行了BK1990轮式样车研制和试验，不仅为工厂开展轮式产品研制和生产奠定了基础，而建立起与之相配套而严密有序的生产制造流程。        十四年间，按照工厂经营改革大力发展民用产品的战略目标，汤宝骏前瞻谋略，统筹安排，与副总师团队分头出击，率领各路科技人员，齐头并进，向市场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瞄准关系国计民生的国家重点项目，发挥工厂军工技术优势，开发适销对路的重大民品：成功开发出载重汽车、铁路车辆、工程机械、石油机械等系列产品……然而，要想保持研发与生产同步，对于这样产品多、生产流程长、工艺技术复杂的庞大制造运行体系，建立科学规范、运行畅通、井然有序、繁而不乱的现代工艺技术管理体系，可想而知技术系统需要做多少工作。        面对科研设计与生产制造这一系列复杂而多方面的问题和矛盾，汤宝骏与副总师团队既有分工，又集中意见统一领导，深入调查研究，对制造过程暴露出来的工艺技术问题认真梳理、反复分析、耐心应对，限时整改；一个方面、一个流程、一个细节都不放过；对新产品、新工艺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即行即改。通过广大技术人员十几年的持续努力，为工厂进一步完善了工艺技术规章制度，建立了较为科学严密的技术管理体制，使工艺技术紧跟新产品的开发，保证了科研设计和生产制造流程的畅通。        正如高文良在回忆中说：“汤总师不仅为工厂保军转民中开发民品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为工厂整个科研技术系统的基础建设和规范化、现代化创新管理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工厂的技术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        再挑重任 保证完成“9910工程”        1998年4月，上级下达实施“9910工程”的任务，决定三代坦克参加1999年国庆50周年天安门阅兵。工厂即刻召开动员会，并成立了以厂长郭洪成为总指挥，由副厂长席清发、总工程师高文良、副厂长焦开河、副总工程师吕中武等组成的“9910工程”指挥部，进入全面迎战准备。        此时，也是三代坦克研制定型前的最后冲刺阶段。在北京的试验场，装甲兵的试车人员在试验车中连续发现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虽属于在研新产品试制过程中的正常范围，但究竟是出在前期设计，还是出自后期制造？显然，在试验现场需要有一位即了解设计，又熟悉生产制造工艺技术，且对全系统有协调监控能力的人。        谁来担此重任？时任兵器集团总公司总经理张俊九、总工程师兼兵科院院长曹德胜与工厂厂长郭洪成商量，认为现在三代坦克进入定型前的样车试验和参加阅兵车的批量生产阶段，必须有一位懂生产工艺的专家担此重任，以保证三代坦克试验、试制、生产各个环节的衔接和技术保障。三位领导把目光聚焦到三代坦克副总师、刚从工厂总工程师岗位上退下来的汤宝骏身上，一致认为汤宝骏工作认真负责，技术精湛，处事公正，能坚持自己正确的观点，选派他赴京继续履行副总师一职最为合适，当即决定汤宝骏继续留任三代坦克副总师职位。        能继续从事自己所热爱的坦克事业，汤宝骏毫无怨言。所以当续任副总师的决定下来后，他充满激情，即前往北京继续协助祝榆生总师解决处理三代坦克试制与批量生产，即“9910”阅兵车的技术监督工作。        当年与汤宝骏同时参加三代坦克科研试制工作的老工程师冯天恩说：“汤老总既是617厂技术系统的最高统帅，不仅为617厂军民品发展和技术系统的基础建设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而且在三代坦克研制过程中是一直以大局为重，为协调好科研与生产等各方面的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9年春天，工厂完成的一批“9910”阅兵车开进了北京阅兵村。由工厂组成的阅兵车辆技术保障队出发时，郭洪成和汤宝骏把技术保障的负责人李尚明找去，同他谈了三代坦克参加阅兵的技术保障问题。当时汤宝骏就指示李尚明：如果阅兵车辆有技术和质量问题可以直接找我。        有一天，三代坦克在阅兵村排练过程中抛锚了。一查是滤清器坏了。坦克就停在训练场地上，情况紧急。可是当时在训练场没有备件。情急之中，李尚明当即给汤宝骏打电话。汤宝骏接到电话后，果断的说：“尚明你不要离开电话机。”……没想到十分钟后，汤宝骏就给李尚明来了电话指示：明天早上北京站接备件。        第二天早晨技术保障队接到备件后，立即返回阅兵村更换了滤清器，当天上午就恢复了车辆状况，受到了阅兵部队的好评。这件事使李尚明和技术保障队的同志特别感动。后来李尚明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时说：“我们真没想到，汤老总处理问题这么果断，做事这样雷厉风行，解决问题落地有声，令人佩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由于汤宝骏作为三代坦克副总师坐镇北京试车场，直到阅兵之前，阅兵村试车训练现场再没有发生过大的问题，从而保证了三代坦克和96式坦克顺利参加天安门阅兵，参阅的三种装备还分别获得阅兵指挥部的金、银、铜奖，郭洪成厂长和全国劳动模范王文山代表工厂登上观礼台观看了阅兵式，汤宝骏等领导被记功受奖，年底三代坦克顺利通过设计定型……随之给予五位工厂领导的处分也全部撤销。        继往开来 培养科技队伍后继力量        汤宝骏是一位负责任、有使命感的领导。在他连续担任三任总工程师、长达十四年的科研技术领导工作中，除用好与他休戚与共、并肩作战，先后三届数十位副总工程师老同志，也把关注点放到后继人才的培养上。他认为，为了适应新产品持久不断的开发和研制，建立一支与之相适应的科研技术后续力量很重要。所以从他担任总工程师起，就开始谋划科技人才的培养和队伍建设，并按照工厂人才培养总体计划和相关政策，发现人才、确定重点培养对象，注重建设一支梯队式的后继科技人才队伍。郭洪成说：“汤总非常注重培养科研后继力量，科技系统出了那么多优秀人才，他功不可没！”        汤宝骏退休后，推荐高文良担任总工程师。随后焦开河、冯益柏、白晓光、魏晋忠、贾睿、徐劲松、曹福辉等一批后备高级技术管理人才相继走上工厂高层领导岗位。其中高文良传承了汤宝骏实事求是，敢于担当和对待科研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而作为北京大学无线电物理专业的高材生，在科研技术方面遇到疑难问题时，善于用逆向思维来分析判断问题，提出与别人不同的解决方案。        汤宝骏最器重的青年科技人才是当年脱颖而出的硕士研究生、技术系统的青年冶金师焦开河。焦开河较早显露才华，是当时共青团中央组织的全国青年岗位成才“五小发明”的获得者，后来迅速成长为工厂技术处副处长、副厂长、集团公司总经理，直至被选为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汤宝骏培养的梯队科技人才冯益柏，是继高文良之后集团公司高层董事和分管科技工作的副总经理，还是8×8轮式战车及轮式系列装甲车辆的总设计师、VT-4外贸主战坦克的总设计师，中国兵器首席专家，并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汤宝骏培养的最年轻科技人才白晓光，先后担任了集团公司科研所所长、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北方创业公司总经理，集团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党委书记，是全国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直到1999年底汤宝骏正式退出工作岗位之后，他曾经关心和培养的一批批年轻科技人才，陆续走上各级技术领导岗位，更多的是成为坦克和轮式战车的专家，及科研技术系统的骨干力量。         淡泊名利 为军工事业奉献一生        汤宝骏在军工科研技术管理上做出很大贡献，但对荣誉却非常淡薄。作为工厂最高技术统帅和总工程师的他，全面主持包括设计、工艺、供应、配套、生产和技术准备等一系列工作，尤其领导和参与研制成功的科研技术项目无数，获得的奖项机会很多，但他在荣誉面前总谦让给别人。        1994年郭洪成厂长在一次干部大会上，针对当时职工中对工厂工作有很多负面看法，为了引导全厂干部职工正确认识，正确对待，针对领导干部提出三点要求：一是领导干部必须廉洁奉公，要求职工做的自己首先做到。二是自己负责的工作要认真做好，要有政绩。三是要爱惜人才，培养人才。会后全厂领导干部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自觉接受职工的监督，把郭洪成厂长的要求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在年底各方面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得到职工的理解，并逐渐转变看法。        郭洪成在回顾汤宝骏那一阶段工作时说：“汤宝骏在这三个方面是做的非常好的。他最突出的是以身作则，无私奉献！兢兢业业一生。有问题千方百计带领技术团队解决。不推诿，敢担当！但对各种奖励和荣誉，他都是首先想到别人，让给别人。”        汤宝骏淡泊名利，在荣誉和利益面前从不伸手。他多次对在厂领导班子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说：“我们厂在科研技术方面取得的成果是大家共同干出来的，荣誉属于大家，我们领导干部不应把荣誉看得太重。”所以，既是他亲自主持的技术项目获了奖，他也会推给别人。        在福利待遇和工资、奖金等方面汤宝骏也是不闻不问，应该得到的他不问，别人有的他没有他也不问。他一切精力和关注点都在工厂的科研技术上。        1998年初，汤宝骏被派往北京后的工作与生活十分很艰苦，他和组织上没讲任何条件。起先住招待所，因距工作地点远，而他的脾胃不好，饮食和出行均不方便，费用又高，长此下去也不行。为了就近解决三代坦克在部队训练中出现的技术问题，工厂为61岁的汤宝骏在北京农科院附近租了一间房子，让他夫人潘师傅来照顾他的生活。他起早贪黑每天往返于市内与京郊的槐树岭以及阅兵部队训练场之间，就这样一直坚持到三代坦克定型后才回到包头。        2018年夏天，我再次专访汤老总时，他说：“我是1997年底办了退休手续，后来我跟厂长说，我这一个接力棒还算完成任务了。作为我自己来讲，感到心里很安慰，我干了一辈子，付出了心血，最后成功了，对整个国家、对我们的工业，都有好处，我觉得挺欣慰，我搞了一辈子坦克，从一代、二代、三代坦克我都经历了，也成功了，这是我的荣幸和最大的荣誉。”        在汤宝骏晚年患病期间，他还关心和关注着我国的坦克事业的发展，常有年轻后辈科研人员登门拜访，汲取经验，咨询坦克技术问题。使他欣慰的是，他亲眼看到了近年来我国坦克事业的蓬勃发展，科研技术后继有人，在堪称与世界一流坦克媲美的99式主战坦克之后，年轻的坦克科研团队在此基础上，不断吸收应运新技术，研发出新坦克，接二连三研制出99A信息化、智能化坦克和VT4第三代外贸坦克，以及6×6、8×8轮式装甲战车，这些新坦克和轮式战车在装备我军的同时，不断在国内外各种大型军用装备展览展示和国际军用装备比赛中纷纷亮相，并取得佳绩。        忆往昔，汤宝骏把毕生的精力和智慧无私奉献给壮丽的军工事业，功不可没；看今朝，军工事业蒸蒸日上，科技创新人才辈出；展望未来，老一辈军工人打下的基础和创造的精神财富，熠熠生辉，薪火相传。愿祖国的国防工业事业越来越兴旺！公司的明天更加美好！（胡剑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