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人口发展出现新情况,我国多次调整生育政策,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这也影响着人们的婚育观。
绍兴适龄人群,有怎样的婚育观?对此,国家统计局绍兴调查队进行了相关调研。调研显示,绍兴人表现出婚姻认同度高、生育意愿高、托育需求高的特点,但也存在婚育成本高、生育压力大、亲职能力不足、托育机构发展欠成熟等问题,值得关注。
绍兴市家庭亲子运动会,一家三口齐上阵,其乐融融。
A 单身受访者
七成有结婚意愿
周玉(化名)今年27岁,对待感情非常热烈,她说:“研究生毕业后我回到绍兴,就一直非常期待能找到合适的另一半。”很快,周玉和追求她的高中同学走到了一起,遗憾的是,这段感情没有持续太久,两人因性格不合分开。
周玉哭了3天,不过很快便走了出来,依然积极参加朋友聚会,拓展自己的朋友圈,最终找到与自己志趣相投的男友,目前已经订婚。
情感博主晨曦告诉记者:“尽管有些年轻人情感受挫后产生对婚恋的排斥,但是年轻人依然对爱情有期待,这是人类的本能。他们只是需要遇到合适的人。”
这一点从调研数据上也可以看出。本次调研共涉及732位受访者,其中249位单身。在单身群体中,70.7%的人表示有结婚意愿;结婚年龄有逐渐推迟之势,调研中认为最佳结婚年龄是25-29岁或30-34岁的分别占61.9%和28.9%。
爱情依然是年轻人的梦想。有59.3%的受访者认同“婚姻是爱情的必然结果”。
在调研中,适婚群体考虑结婚的前提,最看重的是“有良好感情基础,相互恩爱”(69.8%),其次是“家庭条件门当户对”(61.1%)、“有车有房,有一定的经济基础”(58.5%)和“双方三观一致”(52.7%),不难看出“感情至上”是现代人的婚姻理念。
如果感情基础薄弱,家庭条件又相差太多,无房无车,这些对于一部分人而言,也是爱情和婚姻的绊脚石。根据调研,单身群体中仍有23.7%的人群目前无结婚意愿,其中,择偶困难是他们未婚的主要绊脚石,62.1%的人群表示“未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
“彩礼高、房价贵”“婚后生活成本高”等成为主要的经济因素,分别占比47.9%和23.7%。周先生36岁,家住农村,在企业做售后,工资不算高,大学毕业后靠亲戚长辈介绍相过几次亲。其间也有聊得不错的,虽然女方对彩礼没有特别高的要求,但在市区买婚房是刚需,这一条成了“拦路虎”。
“两个人本来聊得好好的,都谈婚论嫁了,因为彩礼谈崩了的情况,太多了。”胡阿姨是一位兼职红娘,她认为爱情也许是两个人的事,但婚姻是两家人的事情,相当的家庭背景,优渥的经济条件,能更快地促成一段姻缘。
B 生育意愿高
托育需求大
“选择生孩子,一方面觉得这是爱情的结晶,另一方面也希望和孩子共同成长。”结婚3年后小于(化名)怀上了宝宝。她告诉记者,自己身边同龄的朋友基本上都已经生育,有的还有了二孩,即便暂时还没生育的朋友,未来也打算生育。
“生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的确加重了很多人的生育焦虑。生孩子和不生孩子,做这个决定需要勇气。”小于说,自己考虑过“丁克”,但是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原因是认为不生孩子到了40岁以后自己很可能会后悔。但她希望在育儿方面有更多的公共服务,比如高质量的托育。
二孩妈妈章女士表示,虽然孩子是上天的礼物,但是在养育过程中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我家大娃五岁,二娃两岁,现在考虑把二娃送到大娃在读幼儿园的托班,虽然价格高了点,但是能让我从围着孩子转的生活中解放出来。大娃去的私立幼儿园价格不菲,但是经常面临教师流动的情况,而公立幼儿园或者报不上名,或者硬件设施不好。”她说,“希望有更好、更专业、更充足的公立幼托供家长选择。”
在调研中,尚未生育的占40.6%,生育1个孩子的占47.3%,两个孩子的占11.3%,3个及以上孩子的占0.8%。在已生育的435人中,女性生育第一个子女时的年龄主要集中在25-29岁,占比67.1%。
所有受访者中,分别有47.8%和14.1%打算(继续)生孩子或顺其自然,原因主要是“为了家庭幸福,孩子们可以陪伴成长”(57.8%)、“希望儿女双全”(53.4%)、“养儿‘防老’”(38.2%),生育意愿受家中父母长辈或国家鼓励政策影响的,占比分别为24.7%和20.8%。
在已生育的受访者中,家中有3岁以下婴幼儿的占比49.7%,这部分孩子接受过托育服务的占73.2%。主要的托育服务形式是半日托和全日托,选择计时托和临时托的群体相对较少。家长选择托育的主要原因是希望孩子接受早期教育,促进其自身的早期发展,培养自理能力,让孩子有玩伴,希望得到机构的专业化照顾和接受早期教育。当然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家里无人照看或精力不足。
C 生育成本增加
拖住生育步伐
诸暨的杨女士婚前从事工程决算类工作,收入可观。生完孩子后,为了有更多陪伴孩子的时间,她换了一份行政类的工作,收入比以往低了很多,家庭经济负担基本落在丈夫身上,加上家中房贷要还,父母年事已高,精力有限,虽然夫妻双方都希望有二孩,但也不得不打消了再生的念头,打算集中精力培养好一个孩子。
新绍兴人胡先生的孩子今年不到2周岁,由于夫妻双方白天要上班,只能请远在东北老家的母亲来绍照料小孩。“我们小区婴幼儿不少,很多是家中老人来带,说实话老人一般很溺爱孩子,对孩子的成长影响很大,但真的让我们自己带又力不从心。”胡先生说。
市民董先生有两个女儿,上幼儿园之前没有报过托育班,都是奶奶、外婆带大的。“不上托育班主要因为收费较高,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同样情况的还有王先生,他认为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性格和偏好,担心托育班的老师专业度不够,很难照顾孩子的情绪,怕孩子没有安全感。
这些问题在调研中都有体现,有38.1%的受访者明确表示不打算(再)要孩子,排在前三位的主要影响因素为:“生育孩子耗费精力过多,抚养孩子生活压力较大”“受家庭经济条件的影响”“自身年龄问题”。
在已生育的群体中,有63.7%的受访者表示,抚养子女的总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15%-30%;半数以上的受访者表示,占比最高的为子女的教育支出。
在接受过托育服务的群体中,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价格贵,而没有接受过托育服务的受访者也有半数以上的人表示,价格高是他们没有选择托育服务的主要原因。尽管托育服务价格高,但是依然存在学科设置不科学、托管服务不专业、师资力量薄弱、卫生情况差等不足。
对策与建议
改变婚育观念
要“软硬兼施”
针对调研中绍兴适龄人群的婚育观,国家统计局绍兴调查队综合与法规处处长余倩认为,婚育观念与社会变迁、文化多元、家庭影响、青年自身价值取向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要纠偏面临一定的现实困境,建议因势利导、“软硬兼施”。
“‘软’就是加强宣传引导,开展婚育观的教育与引导,转变适婚群体对婚恋的一些错误观念;‘硬’则是在政策上持续发力,如完善购房政策、抵制不良婚俗习惯等。”余倩表示。
针对年轻人相亲交友,生育妇女妇幼保健等现实问题,要“对症施策”,提供更加精准、有效的服务。“比如搭建更有公信力、亲和力的相亲平台;针对婴幼儿和儿童照料教育问题,发展儿童支持性、补充性福利服务。”余倩认为,还应该增加对婚育妇女的情绪疏导、产后修复、就业保障等工作,降低不想生不敢生妇女的比例。
针对托育服务,要汲取国外先进经验,构建中国特色托育服务体系。加强政府的主导作用,建立合理收费机制、补贴机制、监管机制等,提升托育机构的规范性与普惠性。如同样主张政府主导型托育的挪威,人工和物价都很高,但与当地职工平均工资相比,幼儿园收费低廉,差价由政府补贴。同时培养专业化、系统化的托育人才,如丹麦的托育服务从业者必须接受三年高等专业教育,并持有社会教养员资格证书。
“婴幼儿特别是婴儿,是完全或者基本无自主活动能力者,托育机构一对多的照顾模式并不能满足所有家长的需求。”余倩建议,探索社区照顾模式,以社区为单位,建立儿童活动室,开展社区讲座,动员社区资源,组建社区互助网络,联合正规服务机构等为婚育群体提供育儿培训、育儿资源等,促进社区婴幼儿早期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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