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府民俗与周秦文化的史诗同构

西府民俗与周秦文化的史诗同构
------评李巨怀的长篇小说《书房沟》

史诗性是长篇小说美学特性的重要标准之一。追求具有历史影响的社会事件描写，较大的时空跨度和缜密的网状叙事结构，是当代长篇小说史诗性的基本特征。作为《诗经》《史记》的开源之地，当代陕西作家的创作从柳青开始便结下史诗情结，《白鹿原》的巨大影响力，更让陕西青年作家承继传统，叙写史诗。李巨怀的长篇小说《书房沟》以关中西府贴、王两大家族的争斗兴衰为主线，不仅在现实层面叙述了关中地区20世纪40、50年代发生的中条山抗日、土地改革等社会历史事件，而且通过修完小、戒大烟、建厂、泼汤、送病等民间生活文化的描写，形象地再现了西府民俗生活的诸多类型，深刻地反映了周秦文化的传承与变异发展，揭示出西府民俗与周秦礼制的同构关联及其重礼乐尚功利的民族文化心理。
一、民俗生活的信仰性心理展示
《书房沟》是李巨怀小说中地域文化色彩和寓意指向性最为鲜明的一部。贴、王两大家族同住书房沟，生活文化渊源深厚，多少年来却为了在村落出人头地而争斗不休。《书房沟》通过一系列社会矛盾斗争及其具体形象的描摹，展示了关中西府地区独特的民俗生活，涉及了经济、社会、信仰、方言等诸多方面，为读者展示出了一幅幅生动的生活文化图景，内中蕴藉着丰富的信仰性文化心理意蕴。
（一）相宅：风水信仰的民俗
小说中最有代表性的西府住宅就是贴家大院和王家大宅。因为贴家大院毁于大火，所以对贴家大院的描述主要是通过追忆的方式来进行的。在关中西府，民宅建造非常重视选址，一般都要请风水先生根据山势水流、地形地貌等来“相宅”。西府有“要知家境看门楼”之说，认为街门（头门）是家风家境的体现，因此非常看重修街门。为了防土匪，还会修“碉楼”。威风凛凛的贴家堡正是在好几位阴阳先生的反复斟酌下才定在了书房沟。贴家堡的门楼就有三层高，有阔气的戏楼，沿城墙还建有六座砖碉楼。贴家堡历经劫难而不倒，却在日本飞机投弹引起的大火中毁于一旦。贴家堡的毁掉看似是一件偶然事件，实际上却暗含着必然性因素。“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内忧外患的社会大背景下，即使身处一隅，也难逃被改变被摧残的命运。
民俗文化具有物质与精神两栖并重的特性。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中，所谓的风水只是一种心理暗示的力量，人力才是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贴家堡及贴家衰败的决定性原因，是由于一代代接班人身心两方面的日趋衰弱所致。与贴家的衰落形成反衬的是王家的日渐中兴。王家本是贴家老祖先的营前亲兵，后在王茂德祖父“一刀王”的手中兴旺起来，在书房沟站稳了脚跟。王家的宅院虽没有贴家壮观，却也非常讲究和规整。小说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王茂德几次修缮宅院。王茂德为求得自己和王家堡的平安，不惜财力物力数次加固宅院，应该说，他的作为在常规进攻面前还是颇为奏效的，他曾成功地抵御并有效地摧毁了土匪罗玉成的侵犯。但是，王茂德精心操练和武装的家丁、保丁，却在与杨啸天率领的国民党正规军的初次接触与对抗中表现得极为脆弱，甚至没有丝毫还手之力。老舍在小说《四世同堂》中塑造的角色祁老爷子在面对日军入侵时，想的是囤积粮食物品，用大缸顶住街门，以为不出三个月便可风平浪静。王茂德在面对动荡时的态度与祁老爷子颇为相似，他的心思圆滑缜密，但守着的是传统规矩，盯着的只有眼皮子底下的那一亩三分地，而对国家局势前途却缺乏基本的关注与判断。岂不知，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所带来的不仅科学技术的进步，更有与之相应的精神信仰的变换。传统信仰所支撑起的“大堡”就这样在现代社会转型中溃败下来。
（二）饮食：物质民俗的信仰
民以食为天。饮食作为物质生活民俗，内含着十分丰富的信仰性心理内容。《书房沟》中大量的西府地区代表性饮食生活的描写，如臊子面、锅盔、西府腊驴肉等，反映了西府地区的传统生活世相，还深刻地暗喻着信仰习俗在生活饮食中的影响。臊子面便是其中的一个范例。
臊子面的历史传说与周文王相关，因此它与西府其他的日常饮食区别明显，具有独特的历史与生活地位。它不仅可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同时成为了礼制的物质体现，以及团结部众、和睦家人、与人交际的重要方式。臊子面的制作十分讲究，要求关键食材如挂面、臊子、醋、辣椒等必须是源自当地，遵循定法，否则便会失其本味。臊子面的传统吃法也很特别，讲究只吃面不喝汤，且吃剩的汤要回锅。有人考证说，臊子面起源于周朝的尸祭和馂馀之礼。在传统生活中，臊子面常常出现在年节仪礼等最隆重的场合。宴席上的第一碗面要先泼汤来祭拜天地、家神，然后再郑重其事的祭奠在先祖面前。当这种仪礼结束之后，人们才能开始享用美食。而吃饭时，必须先由桌上的长辈或主宾动筷子，晚辈才能享用。这种当地人眼中的神仙“福把子”的功用不仅仅局限于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还以其独特的方式承担着沟通天地人神，贯穿生死两极的信仰意义。
《书房沟》中多次写到了臊子面，作者把它作为塑造人物形象，揭示民众文化心理的一种手段。大年初一早上，王家的女主人们纷纷早起，展示自己绝佳的臊子面烹调手艺。臊子面成了当地女性拥有好口碑和好身价的基本条件。而每家只有最有权威或被寄予厚望的男子才能端着第一碗臊子面泼汤，祭天拜祖。当贴礼志在前线立功的消息传回书房沟时，贴家破天荒的在“不着节庆”的时节做起了臊子面。生活窘困的李秋婵在春节时表达感情的主要方式也是给父母的牌位下献上热气腾腾的臊子面。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指出，“中国的祭拜神灵即在与现实生活紧相联系的世间居住的中心，而不在脱离世俗生活的特别场所。”[1]这种神人同在的倾向不仅存在于观念、情感和仪式中，还被悄无声息的浸润到了物质民俗生活中，使具体的民俗事象具备了形而上的质素。此时的臊子面已不再仅仅是一道西府美食，它超越了世俗饮食层面，升华为一种文化符号。内中凝聚着人间真情，绵延着礼乐教化，贯穿着西府人对人神天地和谐共生的信仰心理。
（三）方言：地域生活的价值选择
《书房沟》具有突出的地域文化特征。除了居住、饮食等物质民俗描写以外，小说中频频出现的方言俚语亦作用突出。西府方言渊源深远，与“雅言”关系密切。李巨怀继承并发扬了西府方言丰富的地域文化特点，在《书房沟》中运用得贴切自如，很好地凸显了方言的地域生活的价值选择功能。
独具地域感的人物称谓。在文学创作中，人物称谓常常与人物的身份、地位、品格、志趣等相关，可以体现作者的创作意图、爱憎褒贬，反映人物之间在现实生活中和心理上的亲疏远近关系，暗示人物的命运，进而凸显地域文化特性。李巨怀对《书房沟》中人物的称谓颇为用心，人物称谓较好地体现了西府地区独特的语言文化特征。西府人称小的事物时不说“小”，而说“碎”。“碎”既可以指称事物，也可以用来指代人。在指事物时表示的意思不是普通话中常用的“完整的东西破坏成零片零块”，而多表示“体积小”。“碎”用来指代人时多表示的是年龄小或排行最后。在小说中，王茂德与贴老秀才对话时，用“碎崽娃子”来指称自己的儿子王武；王茂德的妻子王郑氏称呼王绅老先生时并未使用普通话中的“三叔”，而用的极具西府地域感的词语“碎爸”。这一方面表达了王绅在兄弟中的排行，也反映出西府人将叔称为“爸”的语言习惯及其文化心理。在西府方言中，以自己的父亲“爸”为基准，父亲的亲弟弟被冠以“排行+爸”的称呼，二爸、三爸；家族内的则可称为“名字+爸”（只加名不加姓）。在中国的传统的文化习俗中，晚辈不能直呼长辈的名字，要冠以爷、爸、叔等辈分标志，以表现血亲关系。而“叔”只用于比自己父亲小，而且没有亲缘关系的长辈身上。显然，方言称谓内含着丰富的血缘亲情和亲疏远近的关系。
作为关中方言的组成部分，西府话中也体现了多用“娃”字的特色。不仅人名中带“娃”，长辈对晚辈的爱称也常常是“×娃”。王茂德对相貌姣好的晚辈李秋婵一直心存觊觎，他称呼李氏时用的是“婵娃”、“婵婵娃”。婵的寓意姿态美好，加上娃字，就使这个具有地域文化色彩和亲昵口吻的爱称，在特殊的语境中由基于非分之想的长辈人物说出，让人感受到王茂德的淫欲心理，因而收到了浓烈的反讽效果。
小说中还有一个词语的使用更加引人注目，那就是“陕西冷娃”。“陕西冷娃”常用于形容关中地区的青年男性。这个“冷”形象而不失幽默的抓住了三秦男儿的特点。“冷娃”的性格源于先秦时期。学者吴宓曾用“生、冷、蹭、倔”四个字概括了“陕西冷娃”的群体性格。其性格具体表现为面冷心热、行事刚正板硬、宁折不弯等。在《书房沟》中，作家借群像描写和个体形象的特写，着重表现了“陕西冷娃”性格中忠勇不屈的一面。当八百多名十六七岁的新兵被日军包围、无路可退时，他们毅然选择了拼尽全力后呐喊着跳进黄河。小说主人公贴礼志则是对“陕西冷娃”的特写。他深沉内敛、身先士卒、勇武慷慨。陈忠实曾总结说，“历数历史上陕西乡贤，可以发现，明主忠臣贤子廉吏义士多，认贼作父、卖主求荣的汉奸小人少。推而广之，可以说，秦人直，这个直是正直；秦人义，这个义是正义；秦人有气势，这个气势是浩然之正气。这块土地滋养壮汉。”这可看作是对“陕西冷娃”最恰当的注解。
生动精当的方言（民间）熟语。熟语是指“语言中定型的词组或句子，使用时一般不能任意改变其组织。包括成语、谚语、格言、歇后语等。”[2]熟语一般总是作为语言的建筑材料来使用，具有构成的定型性、语义上的融合性、风格上的民族性、功能上的整体性，语用上的现成性，品种上的多样性。[3]惯用语、谚语、歇后语等民间熟语既是解析地域文化的密码，又是彰显作家语言个性的佳径。小说中有对王茂德的一句评价，说他是“看人下笊篱、看亲戚剜臊子”。西府人喜食面，“笊篱”是西府农村地区最常见的捞面用具，最初多是竹制的，后来有铝制品或是不锈钢材料的。“臊子”是与面一起搭配食用的西府地区最有代表性的酱肉片。“下”和“剜”则生动传神的表现出了西府人日常生活中的基本动作。用“看人下笊篱、看亲戚剜臊子”来体现王茂德的势利奸猾既形象生动，又富有生机勃勃、水气淋漓的地域特色。
作品中还写王茂德对世事感到困惑时，他自叹到“真是羞了先人了”，袁县长责骂王茂德也说“王茂德，亏你八辈子先人哩。”这些词语都是西府地区民众经常使用的口头禅，典型地反映出当地民众浓厚的祖先崇拜的传统文化心理。因为崇宗敬祖，因此作为后代便不能让祖先蒙羞，而“羞先人”、“亏先人”便成了最厉害的诅咒。小说中还使用了一些具有地域色彩的地方谚语，如“狗戴罐子瞎碰撞”、“提着碌碡打月亮”、“棒槌掉进油老瓮”等，明显增强了小说语言的形象感和表现力。
二、周秦文化的民间传承与发展
周秦文化有狭义和广义之说。广义的周秦文化是从西周起，经过春秋战国，直到秦朝灭亡这段历史中产生、发展并对后世形成影响的文化。今天的陕西宝鸡地区以周秦文化的发祥地而著称于世。这里所说的“周”或周文化，特指西周；而这里所说的“秦”或秦文化，只限于秦国。以上可以看作是对周秦文化的一种狭义理解。[4]在小说《书房沟》中，以贴家孝和王茂德为代表的王贴两大家族代表了周秦文化的共性特征，同时又反映了周秦文化内部的分野与传承发展。
（一）周人礼乐文化的承续与衰落
《书房沟》的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在文王故里。这里的人们将礼制视为人生顶层设计，一方面顶礼膜拜，作为节庆、祭祀和家族村落的礼节规范；一方面将它具象化，内化为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以贴家孝为代表的贴家可谓是礼乐精神的集大成者。这种礼乐传统一方面见之于“礼”，即通过来自外在的强制性要求、限定和管理，来保证群体组织的秩序和稳定。既在规范了的世俗生活中展示了神圣的意义，又对人的心理施加了一定影响。贴家一向谨守礼制，小说通过追忆性的视角屡次向读者再现了贴家曾经的辉煌，而这种逝去的辉煌大部分是以礼的形式显现出来的。如繁杂的丧葬礼仪，讲究的婚仪，要求“合卺”“下定”等，否则就是有辱家风、门风。对祖先无限敬仰与尊崇，小孩子玩耍间打翻了先人牌位，便足以让管家一路小跑，像遭了天谴一样，满脸的惊恐。贴家老爷子贴明儒在眼看着火龙淹没贴家祠堂的一瞬间，口中最后呼喊着的不是别的，而是“先人祠堂”。还有更加讲究的年节礼仪等。这种历史悠久的礼乐传统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即“乐”。虽然“礼”和“乐”都旨在维护、巩固群体既定秩序的和谐稳定，但“礼”是外在的强制，“乐”则是内在的引导。贴家大火，贴家孝拼命抱出来的不是金银首饰，而是有四百多年历史的红木古琴。古雅的音乐一方面是安抚、抒发贴家孝心灵创伤的主要媒介，同时也是凝聚、抒写老贴家后世子孙悲壮情思的重要方式。除贴家外，王家在祭祀与年礼中也会显得格外肃穆。严格的人员控制（一般女性不能入祠堂）,分明的尊卑次序，给人一种神秘的敬畏，表现出一种敬神的仪式似乎比神本身还重要的特点。
《书房沟》遵循社会发展和生活的逻辑，在表现礼仪规制的影响的同时，暗示着礼乐在社会转型中的衰落，而这种衰落的内在逻辑是以贴家的家道衰败为轨迹的。贴家遵循礼制，讲究礼仪，却不得不因日渐窘迫的经济状况简化甚至取消已经内化到生活中的诸多仪礼。这种衰落从老爷子的葬礼开始，中间虽略有波折起伏，但总体上显现出的是一种回天无力的颓废之势。按规制老爷子在家祭奠十四天被缩短了一半，头七就安葬了，形式上的草率暗含着内里的落魄与无奈。小说中描写了一场由贴家主办的冠笄礼。生活窘迫的乡邻们纷纷以帮工的名义期望换得一顿难得的饱饭、好饭，而捉襟见肘、强撑门面的贴家也显得力不从心，一场本是严谨繁复的人生仪式以空前的简化和兼备闹剧与悲剧双重色彩的活动草草收场。与“礼崩”相伴的还有“乐坏”，视古琴为全部精神寄托的贴家孝不得不卖掉古琴以成全儿子对国家的忠孝之义。在这里，我们再次感受到了一种壮士断腕的气魄，但琴的缺失，精神世界里“乐”的缺位斩断了贴家孝大部分的精神生命。
工业文明的强势发展无情地消解了周礼规制的影响。这种消解主要来自于内外两个方面。从内在来看，在整部小说中，贴家把周秦礼乐传统从内到外贯穿得最为彻底。鼎盛时的贴家家底殷实，名声在外。不仅做到了独善其身，还达到了兼济天下，普惠贫民。但不可阻挡的颓败之势，让贴家在传承仪礼上显得力不从心，连自身的修养都无法维济，更难做到影响他人。内在的消解还来自于王茂德出资建造书房沟建现代化的新式完小。这所从形式到内容完全一新的小学体现出了彻底的“西化”特征。这种“西化”，让书房沟的乡民们看足了西洋景，让王茂德出尽了风头。虽然因冒犯了神圣的龙泉寺而遭到了书房沟以贴全儒为代表的一群遗老的暂时反对，但这种“来势汹汹”的反对却显得外强中干，以至于瞬间便在鸦片烟面前偃旗息鼓。王茂德为了彻底打败贴家，中兴王家所做出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书房沟周秦传统的败落。当然，来自外在的消解更是以一种蛮横的不可阻挡之势接踵而来。头顶国舅爷光环的杨啸天在书房沟强征大片土地，建立了田家坡纱厂，机器的轰鸣打破了旧日里的宁静。神圣不可侵犯的文脉龙泉寺也在漫山遍野苍柏的殉难中沦为了扶轮铁路中学的新校址。在内外交困的动荡中，没有什么是不可撼动的，也没有什么是不可改变的。在小说中，周秦传统文化显示出了在社会转型中延续发展和在发展中衰落嬗变的双重特性。
（二）秦人功利主义价值取向的延续与发展
在周秦文化系统中，与尚礼的周人不同，在秦人身上，表现更为突出的则是重实际尚功利的价值取向。人们关心的是生产、作战等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利害功利事物，由于重功利而好大喜功，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成果，但却不屑于仁义礼乐的哲学论证，更勿论超越时空、驰骋古今的遐想。[5]如果可以把贴家孝为代表的贴氏家族一脉看作周人文化的典型代表，那么，以王茂德为核心的王氏族家族则代表了秦人的文化特征。
作为王氏家族的领头人，王茂德精心算计、步步为营的稳固地位、中兴家业，累积资财，坐稳了书房沟的第一把交椅。他盘剥乡民，屡次斥资加固宅院，豢养配备精良武器的家丁，不惜代价修建了现代化的新式完小，花血本结交国舅爷杨啸天。在花钱上他决不吝啬，但是他的每一分钱也绝不会虚掷。当回乡的叔父王绅要求他出资五千块大洋办面粉厂和榨油厂为百姓造福时，他的关注点只有能否尽快收回投资，自己从中能谋到多少好处。当叔父的厂子办得有声有色，红红火火时，他又与杨啸天暗中勾结，以征地为名，强占了叔父苦心经营的厂子，把叔父逼上了绝路。当他接受共产党的质询，面临性命之忧时，甚至不惜搬出为官的儿子王武和牺牲的一双儿女来换取求生的资本。可以说，实用功利已经浸入骨髓，成为王茂德待人处事的本能与习惯。
作家通过贴、王两大家族的发家、齐家的过程，以及在乡里社会扩展影响的过程，通过各自家族的文化传统，展示了西府民间深受周秦文化影响，形成了生活文化的潜在的价值取向。无论是周人的礼乐制度，还是秦人的功利观念，都浸入民众的文化心理，约定俗成为日常生活的行为方式，成为物质与精神两栖并重的民俗文化。也正因此，《书房沟》的表层现实生活和社会事件与深层文化心理才通过贴、王两大家族的生活历史，编织起史今同构的审美空间，表达作家对西府社会的生活历史的文化思考。
三、儒家传统的体认与张扬
《书房沟》以周秦故里为地域文化背景，作家伏身于西府大地，与这里的人民与文化肌肤相亲，反映出他对故乡文化的深刻感受。但他的眼光并未局限于西府民俗中的周秦礼制，而是将视角投向了整个儒家和儒学传统。李巨怀深知，关中西府不仅是周秦文化的发祥地，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散地，悠久的文化传统对西府民众的衣食住行影响广泛而深远。因此，他笔下的人物，浸润着儒家的文化传统，诠释着儒家的忠孝仁义精神。
（一）周秦文化的交织与融合
贴、王两大家族的生活习俗及其文化传统分别代表了周文化和秦文化，但是，民间百姓生存高于一切的生存选择精神，又使周秦文化在生活中被选择和加工，形成了二者之间又存在诸多交织融合之处。周秦文化的交融反映了周人和秦人基于生存需要、具备共性特征的价值取向。交融让周秦文化以对方为参照，在借用、吸收、调整中互相渗透、互为补充，融为一体，成为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源泉。
崇宗敬祖。在小说中，无论是贴家还是王家都表现出了浓厚的祖先崇拜情怀。作为贴元帅的后代，贴家精心守护其坟墓数载，丝毫不敢懈怠。即使后来遭遇意外发现自己守护的不过是一个衣冠冢，仍然不改初心。王茂德以爷爷关中刀客“一刀王”为榜样，力图中兴。两家在年节祭祀上也格外慎重。这种祖宗崇拜又具体表现为中兴家业和绵延子孙两个方面，而这两条线索几乎贯穿了小说始终。书房沟的一场意外失火，让贴家彻底败落。贴家孝身负国仇家恨，意图复兴贴家，重现盛景。他戒掉大烟，行事谨慎低调，但却渐渐发现回天乏力，只得暗暗将未竟的心愿寄托在儿子贴礼志身上。大火之后，王家虽然在书房沟占据了优势地位，但王茂德仍然步步为营，在与贴家的争斗中夯实家业。同时，贴王两家在绵延子孙方面表现得更为一致。二人都认为读书是让孩子成才的最佳途经，贴家拼命供孩子读书，王茂德则斥资修建书房沟完小给王家的孩子提供绝佳的学习机会。当两家的孩子都不约而同的走上了抗日前线时，贴家和王家似乎又都同时陷入了一种对后代存续的深深忧虑中。这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感情具体说来就是崇宗敬祖。
忠勇报国。在《书房沟》中，小说以孙蔚如将军率部横刀立马中条山的史实为大背景，融入了艺术创造技巧，让个体或人物群像在战争中丰富发展。年轻的关中汉子们奔赴疆场，用生命和热血唱响了一曲曲忠义之歌。而这些年轻后生的父母乡亲们虽没有直接走上战场，却也尽力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当贴礼志为了宣传抗日领着学生来到田家坡组织募捐时，贴家孝卖掉了自己的命根子红木古琴，凑足了五百大洋，和王绅老先生一起亲自送上。这里既体现出了他对儿子所做事情的认同，也包含了一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怀。
总之，贴王两家中的任何一方都无法完整的诠释周秦文化浸染下的西府人性格。只有将他们综合起来，才能体现西府人好面子重礼仪、粗犷硬气、外刚内柔、善于自省的人格特征。而正是在周秦文化的交织与融合中，再生成儒家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因而说，《书房沟》也是对儒家文化的体认与张扬。
（二）人物命名与形象的深刻寓意
《书房沟》中人物的名字多有寓意，作家的命名颇具匠心。以贴家为例，贴家老爷子名叫“贴明儒”，与贴明儒同辈的老秀才名叫“贴全儒”。两个老辈人的名字中都有一个“儒”字。贴明儒作为一个老举人，深谙儒学，但却在书房沟大火中气急身亡，与小说中其他叙述相呼应，贴明儒的死既带走了贴家旧日的辉煌，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儒家礼乐传统的衰败。而老秀才贴全儒作为一个儒学道统的捍卫者，虽然拥有一定的学识与智慧，并且在书房沟还占据一席之地，但其影响力也在风云突变的岁月中日渐衰退。贴家的第二代人以贴家孝为代表。贴家孝的名字中有“家”与“孝”两个字，分别与儒家学说中的“家国一体”观念与至上的“孝道”相契合。而贴家的第三代代表人物贴礼志，则从其名字中直白地道出了儒家的“礼”和“礼制”的观念。贴礼志是作者所塑造的年轻一代中着力最重、用情也最深的一个。他年少时便有一种卓而不群的气质。作为学子，他奔走呼号，为抗日募捐；作为战士，他投身抗日第一线，身先士卒，挥洒热血。抗战胜利后，内战开始，贴礼志身为共产党员却长期身陷国民党军中，内心苦痛但又无力改变现状。在经历一系列变故后，伤病交加的他最终选择回到故乡书房沟，并作为基层干部参与开展了家乡的土改工作。贴礼志回到家乡，在乱世中的“独善其身”，也成全了自己和父亲之“孝”。他是贴家的希望，也是小说和作者的希望所在。
儒学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之所在，《书房沟》中的主人公就是儒家忠孝仁义精神的自觉践行者。如前所述，贴家领军人物贴家孝的名字中有“家”与“孝”两个字，分别暗示了儒家学说的中的“家国一体”观念与至上的“孝道”。他处事低调，谨小慎微的维持着贴家现有的局面，并等待机会希图复兴。对他来说，重振家业是对家的责任，也是对祖宗的“孝”。他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支持儿子走上抗日前线，这便是对国家尽“忠”。“家”与“国”在贴家孝身上融为一体。
小说中王茂德的三叔王绅是儒家“仁”的观念的核心体现者。他用近乎完善的人格践行了据道修仁的人生理想。孔子“仁”的思想的核心是“仁爱”，也是最高的道德标准。它充分体现了对生命的珍爱和对民众生存的关爱，有所谓“仁者爱人”、“杀身成仁”等说法。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王绅无法实现“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不愿与他人同流合污，便辗转回到了家乡书房沟，渴望“穷则独善其身”。但是，当他目睹了家乡百姓困窘的生活状况后，便不顾侄子王茂德的反对，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出资修建了面粉厂和榨油厂。不仅给桑梓百姓提供了就业机会，还常常给生活困难的人赊欠油面。他笃信“人在做，天在看”的古训，慷慨捐资，扶植后辈，帮扶乡邻。当他身患重病后，依然牵挂的是周围民众的生存。最后，他在王茂德与杨啸天之流勾结夺厂的阴谋中气急身亡。可以说，王绅用生命诠释了“仁者爱人”的真意。

罗 璇，宝鸡职业技术学院讲师，宝鸡文理学院文艺学研究生。
赵德利，宝鸡文理学院教授，宝鸡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